近代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兴起源于对东方棉织品需求所引发的“进口替代”，内在激励机制、持续涌现的技术发明以及专业化的工厂制度等内驱动力极大地提高了棉纺织工业的生产效率，使其趋于形成规模经济的高效体系；进出口贸易克服了国内原料稀缺、市场不足等固有的禀赋矛盾，双向的拉动效应统合起棉纺织工业链条的诸多要素。在将棉纺织贸易活动推向边缘地带的过程中，英国凭借军事强权跨越国家与地域边界，将棉花种植地区与棉织品销售市场捆绑于全球体系一端，用“战争资本主义”编织起以棉纺织工业为主导的全球体系，构建起中心与外围、经济持续增长与经济停滞徘徊的不平等国际分工。由此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了新的世界版图，对全球体系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棉纺织业无疑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其发展模式将世界带入现代性为特征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是19世纪全球体系最为显性的精妙缩影。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与贸易结构逐渐铸就了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其间蕴含的各国劳动力往来、全球资金与原料流动以及工业生产方式的传播等，对世界经济的整合与全球体系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一直充满着新奇的话题，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即已有相关的探讨。爱德华·贝恩斯的《大英帝国棉纺织工业史》当属影响深远的著作，其主要从发明时代、蒸汽动力以及漂白印染等内部因素展开分析，论述了发展中的棉纺织工业。此后，随着帝国扩张与国际贸易作用的不断彰显，西方学术界开始从英国棉纺织业发展原因的研究转向贸易消费的研究。贝弗利·勒米尔四卷本的《英国棉织品贸易，1660—1815年》是一部相关的经典之作。作者用信件、数据等大量一手文献来讨论英国的棉纺织贸易情况，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但研究重点偏向统计概括，疏于英国与供棉地区、销售地区的互动分析。20世纪70年代，在全球化、后现代思潮和科学研究等的影响下，全球史的研究方法随之兴起，它拓展了棉纺织工业的研究范畴：从棉纺织业在世界不一样的地区的发展路径，到早期纺织世界的贸易联系以及棉花帝国的全球史，都反映了棉纺织从亚洲向欧洲的扩散，从传统手工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媒介的转变。然而这些研究仍重在资本主义发展、扩张的历史，较少关注其间的互动以及全球体系与棉纺织工业的相互影响。
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研究在国内已有部分成果，但已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将视角局限于棉纺织工业的技术发展、英国的地理位置和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等，鲜有从内驱动力与外部统合所进行的双面考察以及棉纺织工业发展与全球体系彼此互动的专业论著。且现有研究囿于碎片化，缺少系统性、宏观性论述，一些重要的事实更未得到恰当的讨论，如棉花在早期贸易中的世界性、全球棉纺织体系的构建、棉纺织业与世界工业停滞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学界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英国棉纺织工业在全球视野下的发展，分析其对全球体系构建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联，进而厘清英国棉纺织工业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以便更好地把握世界诸多地区的联系与互动。
棉纺织业最初源于印度，在文明的史前时期（金属器时代），“棉织品即已常用，拥有各种纺锤锭盘，织工居于主体地位”。印度职业编织工不仅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同时从事棉织品的长途贩运，复杂的贸易网络联系起棉花的种植者、编织者和消费的人。不一样的地区的交流与互动使棉织品得以扩散和传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阿拉伯世界因地缘优势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桥梁。英语中的“棉花”（cotton）即衍生于阿拉伯语的“koton”，西欧其他几个国家语言中的“棉花”亦源于此，如法语“coton”，西班牙语“algodon”，葡萄牙语“algodao”，荷兰语“katoen”，意大利语称“cotone”等。公元1200—1800年，棉纺织品的制造和消费在世界各地稳步扩大：从中国、日本再到欧洲、北美，棉纺织品逐渐取代了苎麻、亚麻、羊毛等与之相竞争的纺织品。迟至十二三世纪，棉纺织业已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威尼斯、博洛尼亚等地，在热那亚的关税记录中不难发现从西西里船装棉花运抵的记载。随后，以远程贸易闻名的德国商人发展起棉麻混纺工业，尼德兰及法国北部则开始新呢绒的织造。16世纪中后期，因战争与宗教动乱，低地国家的新教徒将与棉纺织生产相关的技术带到英格兰。新移民开始在东盎格利亚的诺里奇、科尔切斯特和肯特等地区定居，传播至此的新技术才成为“英国棉纺工业发展的起源”。因此，跨越大洲与地区的棉纺织品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质。
与棉纺织有关技术的缓慢传播不同，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为印度棉织物开辟了巨大的新市场。1657年，东印度公司成功改组后开始了低廉而高效的运输模式，棉织物构成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其柔软舒适、易于染色，一经传播便推动了英国的服饰消费革命。1687年，东印度公司报道说:“各种印花布已成为最高贵女士们的商品，她们将它穿在睡衣和宽松的大衣外面，与天鹅绒和金绒锦挂在一起。”“那些过去满足于坚硬厚重而又单调的毛织物的妇人们，如今一个个都化身为用色彩斑斓的印度棉织物装扮自己的优雅淑女。”引发花了钱的人棉织物狂热的另一魅力则在于价格的诱惑，日薪15便士的劳动者工作两周后便可购买2丈棉布。由此，更刺激了印度棉织品在英国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进口棉织品的数量不断激增，平均比例占进口总额的70%—80%，远高于繁盛一时的胡椒与香料。
东方棉织品在英国引发的服饰新潮流却导致国内毛纺织利益者的不满，关于棉织物爆发的论战与抗议运动制约了棉织品的进一步传播。以棉花为原料的混合纺织品虽在欧洲大陆早已编织，但英国长期以来主要以毛纺业为主，很少知道由植物纤维——棉花——编织而成的棉布。作为传统民族工业，毛纺织品是英国“同欧洲各国、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以及东、西印度群岛贸易中最重要的交换物……在詹姆斯一世时代，英国毛织品出口量占到英国出口总额的9/10”，它是英国最有价值的和最丰富的商品。然而，因棉织品贸易而日益兴旺的东印度公司却使英国的毛纺业遭到沉重打击，印度棉织品需求的迅速增加替代了毛纺织品的生产销售，严重损害了国内毛纺业生产者及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为此，英国的支持者与反对派以发行小册子为手段开始了棉织物的广泛论争，进而又上升至毛纺业群体的抗议运动与暴动，传统工业中的抱怨、责骂与日益高涨的批判风潮迫使议会不得不卷入其中。
“1696年，下议院提出了一个禁止英国印花织物和那些进口自印度的印花织物的法案，但由于上议院的否决而没有通过。”然而，垄断了两三个世纪的民族工业绝不容许印度棉织品的存在。于是，议会被各种请愿书所淹没，投反对票的议员甚至遭到毛纺业抗议者的威胁与恫吓，政府为此不得不通过法令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制止国内骚动。1700年，英国议会颁布禁止法令，“绝对禁止印度、波斯和中国的印花织物输入：凡因违法而被扣押的货物，应予没收、拍卖或再输出”。虽然政府以法令的手段保护毛纺业，但东印度公司进口棉织品的数量仍有增无减。1720年，“南海泡沫”引发的危机迫使政府再次保护毛纺业。次年，议会又通过法案，“禁止使用或者穿戴印染的平纹织布，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生产的”。但是，这一时期的棉亚麻混纺被认为是由棉花、亚麻和羊毛混织而成的布料，“属于呢绒业的一个分支”，并未遭到禁止使用。因此，诸多印度棉织品假借混纺呢绒之名，大行其道，禁止法令犹如空头文件，没办法阻止人们对印度棉织品的偏爱。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不能拥有印度原装进口的印花棉布，他就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相对适度的模仿品”，因此使得英国市场的消费需求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商人对印度纺织品的模仿，现代棉纺织业的雏形开始在英国出现。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等制造商建立起本土化的棉纺织品加工业，以亚麻为经线、棉纱为纬线，生产出比呢绒更具优势的粗斜纹布。就这样，“禁止进口印度棉织品的保护的方法培养了一个‘进口替代’产品的产生”。经过生产棉麻混纺等替代品的利益者的努力以及棉织品市场诉求所创造的财富，曼彻斯特于1736年最先通过了允许制造印花的粗斜纹布法案。不仅如此，它还清晰地界定了粗斜纹布属于亚麻线和棉—毛制成的纺织物，兰开夏郡制造的粗斜纹布获得了合法地位。棉毛麻混纺为以后棉纺织业突破生产瓶颈、迅速转换角色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最初发展既得益于早期东方棉织品的传播与扩散以及各地区的互动交流对棉织品消费范围的扩大，又得益于英国社会对棉织品的狂热偏爱与禁止保护所引发的“进口替代”战略，它们共同催生了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迅速崛起。
禁止东方棉织品法令所催生的“进口替代”这一工业化战略，之所以使英国本土棉纺织工业迅速崛起，与其内在激励机制、持续涌现的技术发明以及高效的工厂制度等内驱动力紧密相关。它们相互依赖，彼此联系，开启了不断变革的工业模式。国内市场充斥的廉价棉织品激发起普通民众的服饰革命，但高工资的经济模式迫使棉纺织工业在技术上寻求革新与突破，进而诱发生产组织制度的转型。内在驱动力的相互关联与互动，极大地提高了棉纺织工业的生产效率与扩张潜能，使其趋于形成规模经济的高效体系，遂成为近代“第一个向工业革命转变的大工业”。
英国消费者对印度棉织品的狂热需求，使国内商人与利益群体开始了本土化的生产与模仿。但在18世纪中期，英国本土棉纱的年产量平均仅为300万磅，而孟加拉地区仅出口量就达到8500万磅，且因技术非常精湛，纺织品质量高档，使英国制造商面临严峻的竞争压力。其中原因之一在于英国劳动力的稀缺与昂贵，进而增加了棉纺织生产的成本。以1775年为例，印度德里的工人工资平均每天1.7克白银，北京工人每天3.9克白银，维也纳和佛罗伦萨是3.7克白银，而英国劳动者则达到每天12克白银的工资水平，远超于了当时世界上其他各地工人的工资水平，占据世界工人工资最高等级之列。高工资的经济模式使英国在棉纺织品生产的关键环节中，所投入的资本成本最大，仅劳动力一项就是印度棉织品的7倍。但这一状况同时也带来了变革的动力，其后发优点是激发了提高生产率的迫切愿望，使生产被迫推向机械化。为节约稀缺劳动力，早期工场企业主往往最好能够降低雇用的工人数量，转而寻找其他能节约开销的生产方式，即改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由此，英国棉纺织生产工序一步步实现机械化的发展，新的技术革新不断涌现。
18世纪中期以前，世界各地的棉纺织业都属于手工业经济。突破传统技术瓶颈，尝试一连串机械化操作开始在英国率先实现。棉纺织史家贝恩斯称这一时期为“发明的时代”。主要有三类技术变革推动了英国棉纺织工业的飞速前进，它们分别是机械联动装置上的发明、有关新型能源的利用以及与化学有关的新工艺。纱线织布是人类一项古老技艺，飞梭的发明突破了传统所织布幅的宽度和织布速度，纱线的供不应求刺激英国熟练工人去寻找更快的纺纱技术。18世纪中后期，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骡机的相继问世，预示着机器纺纱成为这时期最显著的标志。纺纱技术的机器化再次造成纺与织的不平衡，发明家和生产商开始将精力投入织布自动化上，机械化的原则被不断贯彻到工业发展中，改进并发明机器的所有细节都为他们带来更多利益。由此，纺纱、织布在相互促进中得以平衡，实现了技术的持续变革与完善。据统计，19世纪初期棉纺织领域的新专利有39个，20年代为51个，30年代为86个，40年代则达到156个。机器化的生产方式为棉纺织品的集聚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使单位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一再降低，成为英国开始寻求棉花原料、扩大生产规模的起点。
然而，“如果找不到一种比水资源更有效率的动力来带动机器，棉纺织业的增长很快就会受到限制，不再得以发展”。19世纪以前，畜力、人力、风力和水力是产生力量的主要动力源，但供应不稳定、区位发展有限等内在缺陷常常制约棉纺织业的连续生产。“万能蒸汽机”的改进转变了人类对新能源的认识和理解，为棉纺织工业发展开启了自主螺旋式的上升过程。1785年，诺丁汉郡的鲁滨孙纱厂第一个以瓦特式蒸汽机作为动力。随后，曼彻斯特的彼得·德林克沃特为自己的棉纺织厂订购了一台8马力的蒸汽机，纺织效率得以显著提高。据统计：“1800年以前，曼彻斯特已拥有32架蒸汽机，动力430马力；利兹20架蒸汽机，动力270马力。”蒸汽动力的使用使英国原棉消耗量急速增长，1760年仅消耗一百七十多万磅，1780年扩大近4倍（655万磅），1810年消耗1.24亿磅。机器与蒸汽动力的搭配使用产生的强劲力量大幅度的提升了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推动了英国棉纺织业的集中化和巨型化趋势。
漂白、印染业是棉纺织品生产的全部过程中最后的重要工序，英法等国化学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棉织品的最后修整、润饰画上了完美句号。此前，棉纺织品是通过唯一可大量使用的酸乳液来漂白，但其效果不佳且耗费时间，“整一个完整的过程持续下来需要七八个月”。随着廉价无机酸的采用、氯气的发现且与熟石灰的混合使纺织品漂白变得高效而便宜。同时期的李比希对此这样评价：“假如没有这种新颖的漂白方法，英国的棉织品制造业就几乎不可能达到19世纪那样庞大的规模，而且在价格这一块也不可能与法国和德国进行竞争……到1840年，格拉斯哥附近一家工厂全年中每天都可漂白处理1400件棉制品。”印染技术同样是整个工艺中的重要一环，它“不仅需要化学学科的鼎力相助以染色泽，而且作为一种艺术，它需要雕刻师利用模型，精心地为棉织品去设计优雅的图案”。苏格兰人托马斯·培尔的滚筒印花技术在兰开夏郡展现了非凡能力，法国人的印花机械化、自动提花技术被英国工业间谍引入国内，同样发挥了巨大效用。染色方面，乔治·麦金托什率先生产出一种牢固的红色棉织品染料，相当于东方的“土耳其红”，染色功效非常显著。18世纪中后期，化学领域的进步使棉纺织品的色彩更加艳丽和美观，也为蛰居在工业革命中单调枯燥的城镇生活带来了绚烂色彩。
“18世纪的技术变革通常与工厂制的来临联系在一起。”工厂制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之上，它剔除了部分旧工种，增添了新的生产程序，对劳动者采取强制性纪律。工厂制度高效的分工协作使曾通行于城乡之间的“外包工制”走向末日，从而使棉纺织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规模经济成为可能。阿克赖特是“新秩序”的首创者和典型代表，他在创业初期，主要以水资源为动力，经营着诺丁汉、德比、曼彻斯特等十个棉纺织工厂。据统计，这一阶段兰开夏郡有41家水力纺纱厂，德比郡有22家，诺丁汉郡有17家，到1800年，使用水力纺纱机的棉纱厂有三百余家。蒸汽动力的使用让棉纺织工厂开启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厂房发展为新式多层楼房建筑。设立于城镇附近或大城市之中的棉纺织工厂，实现了企业的聚集性，从而“克服了分散生产的成本劣势”。在曼彻斯特，能够正常的看到数以百计的五六层高的厂房，每座厂房的一侧都有一个高耸的烟囱，冒着黑色的煤烟。其工厂厂区内部设施完善，包括居民住宅楼、专门的办公地点和生产车间。“通过创造工厂作为生产纺织品的最有效途径，棉花加工商们彻底改变了人类工作的方式。”而且，在棉纺织企业高层，他们也展开分工协作，“托德莫登的棉纺业领袖费尔登公司于19世纪初在美国已派有自己的经纪人，负责采购本厂所需的棉花”。此后，棉纺织领域内的劳动组织形式与新的经营方法日渐成熟并愈加高效，逐步推动了英国棉纺织工业在整个19世纪的持续发展。
内驱动力的关联与互动是英国棉纺织工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核心要素。原初高工资的经济模式助推了技术上的大规模突破，各类棉纺织机器与非生物能源的蒸汽动力组合成庞大的工厂组织，熟练与不熟练的劳工协调一致，分工合作，开启有效且又循环的运转模式，推动了棉纺织工业经济的持久增长。实行规模化经营的棉纺织工厂降低了单位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企业主在市场之间的竞争中迅速实现自主性过渡，使整个棉纺织领域得以集群式的普遍进步。此外，得益于英国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煤炭资源等自然因素，造就了“天然的棉纺织加工厂”，其在英国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框架内发挥起更大的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助长了棉纺织工业的崛起。
自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内驱动力极大地提高了棉纺织生产的劳动效率，扩大了工业规模，强大的经济力量使英国走上世界霸主的地位。然而，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依然存在固有的禀赋矛盾：一方面，“与英国打入海外商业的第一张王牌即本国所产的羊毛不同，棉花要从外国进口”；另一方面，英国国内市场规模有限，难以及时消化生产的棉织品，拉动效应不足以使其保持持久的增长优势。因此从一开始，英国棉纺织工业就牵动起全球诸多棉花种植地区，且棉织品又主要是外销海外，主要是依靠世界市场。至1860年，英国以超常的扩张力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棉花市场，保证了棉纺织工厂的成功运转，并以武力征服和殖民统治的方式创造了棉织品出口持续增长的景象。由此，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进出口贸易第一次整合起世界多国经济，关联起诸多分散、闭塞的市场，并在客观上推进了世界各个地区的密切联系。
在18世纪棉纺织业发展初期，西印度群岛主要承担着英国本土棉织品生产的原棉供应。蔗糖原本是这一殖民地的重要财富，但出于英国商人对“白色黄金”的喜爱以及较高的价格，西印度群岛部分农场主开始改种棉花并持续经营。于是，英国最初的棉花贸易网络就将美洲纳入其中。据统计：“在18世纪初期，英国依靠西印度群岛进口其所需原棉的2/3到3/4。……至1764年，英国进口原棉总数将近400万磅，其中有一半来自西印度群岛。”为了可以进口更多原棉，英国的棉花接受者和商人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压力集团，他们要求西印度群岛种植更多棉作物，再加上《自由港法案》实施后贸易的逐步扩大，使得英国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从西印度群岛进口原棉飞速增长。从1786年至1790年几乎上升50%。在1789—1790年，英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原棉3260万磅，仅牙买加、多米尼加岛和格林纳达就向英国出口400万磅，而牙买加更是独占280万磅原棉。此后，西印度群岛由于种植棉作物使得土地肥力耗尽，传统的甘蔗种植回归，更重要的是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快速的提升使西印度群岛的原棉供应不再能满足其工业扩张。因此，英国棉纺织利益相关者将原棉进口地慢慢转向其他海外殖民地——英属印度，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作为世界上棉花种植最早的地区之一，纺织业本是印度最重要的传统手工产业，织机遍布乡村，织布工场充斥城市，编织的棉制品行销海外。直到工业革命为止，印度棉布业在产品质量和数量以及出口额方面仍均占世界第一位。据统计，“从1708年到1757年的50年间，印度就从英国输入了价值2200万英镑的金银”。但是，在英国棉纺织工业开始崛起之后，印度就逐渐沦为棉花的输出国。英国在殖民征服过程中，凭借保护性关税和棉纺织技术优势压制其手工棉纺业，强制进口印度原棉。据汉密尔顿在英印贸易资料中的数据统计：18世纪初期，英国从印度平均每年进口原棉1，170，881磅，1771年至1780年，平均每年进口5，735，301万磅。1782年以后，原棉进口量迅速增加，至1800年已升至56，010，732磅，到1818年时，英国从印度进口原棉已达到177，282，158磅的纪录。此外，英国殖民者在印度进一步推广和改良棉花种植，“到1850年，印度棉花种植培养面积扩大到800万英亩，大约有一半分布在印度西部，离中心城市孟买很近……随着印度铁路网的扩展，在19世纪最后10年间，棉花种植达到了1700万英亩”。
同印度一样，美国南部的棉花供应也是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来源，它也是最早向英国提供棉花的地区之一。“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一直与它们联系在一起。”“早期美国所种植的棉花，不仅几乎全都是由移民从外部引进的，而且其来源和种类是多样性的”，但远不是英国所需棉花的主要供应者。1793年，惠特尼轧棉机的发明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南部“棉花王国”，使棉花直接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作物。18、19世纪之交时，烟草与棉花地位发生了转换。1802年，英国从美国进口的原棉开始超过西印度群岛。随着佐治亚、阿拉巴马等南部诸州种植棉花地区的逐步扩大，棉花产量持续不断的增加。据统计：“从轧棉机发明前的1791年到1855年这65年中，每隔5年棉花的产量就会增长多倍。”从1820年开始，在英国棉花进口贸易中，美国就占有74.7%，此后直至内战爆发前，棉花贸易始终占居首位。1860年，美国棉花的出口总收益达到1920亿美元，几乎是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4倍。棉花成为美国的“百业之王”与“神奇作物”，而“棉花王国”崛起的真正动力无疑来自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它使美国南部始终处于某种殖民地地位，从属并依赖英国的工业中心。正如罗斯托所说：“美国为自己在南方建立了一种传统社会，这个社会是兰开夏郡的附属品，以后则是英格兰纺织厂的附属品。”
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另一禀赋矛盾在于国内市场的有限，进而难以及时消费棉织品的大量供给。如1699年至1700年东印度公司进口印度棉织物86万匹，而51万匹被再次出口到了外国。仅有1/3的进口产品被消费在国内市场，1/2进入欧洲各地，剩下的1/6则出口到美国和非洲。此后，英国国内市场因人口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一度蓄势待发，1776年，国内市场消耗了棉织品总产量的2/3，国外仅仅销售剩下的1/3。当时的路易·西蒙提出，正是国内这种商品的流通才构成英国财富的源泉之一。但是，棉纺织工业因技术不断突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却很快暴露了国内市场不足的弊端，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断涌现，自身拉动效应不再能保证其经济持久的增长优势。英国必须借助超常的扩张力，抢占并垄断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出口市场，使棉织品远销海外，才能创造产业飞速增长的景象。从18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棉织品的国外市场所占比例急速增大。迪恩和科尔认为：“从一开始，海外市场就占据棉织品销售的主体地位，在19世纪最初10年的上涨的速度超过国内市场。”
其实早在17世纪，作为棉纺织业的中心城市，曼彻斯特就出现了许多经营棉纺织品出口贸易的商人，他们为增加更多利润，开始向欧洲、美洲等市场输出英国工业化生产的棉织品。1679年，英国官方记录棉纺织品出口总值为5915英镑，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棉织品出口总值开始稳定增长，并一度攀升到200，354英镑；1785年，棉纺织品出口已达到864，710英镑；至18世纪末期，出口价值增长到2，580，568英镑。据经济史家克拉夫茨统计：在1760年，英国棉制品出口在其总产量中占到50%的比例，1801年增加到62%，1831年虽会降低，但也超过国内市场，占据56%的销量，1851年棉织品出口又上升到61%的数值。从英国棉织品的出口地区分布看，19世纪以前销售市场主要在欧洲大陆，18世纪末向美洲地区转移，但随后因英美冲突及欧美棉织业的兴起而导致市场萎靡。为此，英国棉纺织利益群体倚靠政治统治和殖民战争等方式，进一步开拓亚洲、非洲等海外纺织品市场。
印度是英国倾销棉织品的重要市场，后者通过政治特权摧毁了印度曾经盛极一时的棉纺织手工业，并垄断了棉织品市场。“我们的毛织品是不纳进口税的，我们的棉织品进口税只有2.5%。其他商品的进口税可以以此类推。而同一时期内，我们对印度出产的商品征收的关税几乎是禁止性关税，从10%到20%、30%、50%、100%、500%到1000%。”此外，东印度公司与印度当地织工签订合约，迫使他们以很低的工资向公司缴纳棉织品。“许多织工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强制替公司织布，往往砍去他们自己的大拇指，这种故事也许是由民间编造出来的，但贫苦的织工当时在公司职员手下所受沉重压榨的苦楚，是丝毫没有疑问的。”如此一来，英国排斥了印度向他国出口棉纺织品的可能。当1813年东印度公司失去印度垄断权后，兰开夏郡棉纺织工业势力大举侵入。“1813年，加尔各答还向英国输出价值200万英镑的棉布，到1830年，不但不出口，反而输入200万英镑的英国棉织品。印度向英国输出的棉布，1814年是126万匹，到1835年降到30万匹。而同时期英国布进入印度的数量则由90万码增加到5100万码。到1857年，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总值比1832年增长14倍。印度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开始被大量外来棉织品充斥了。”
沃勒斯坦引用查尔斯·马奇班克斯（Charles Marjoribanks）1830年时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的说辞，来论述不列颠人保护本国新生民族工业的成长以及在印度争夺棉纺织市场的政治手段：“我们用高额禁止性关税在英格兰排除了印度的制成品，并对将我们自己的制成品引入印度给予一切鼓励。用我们自私的（我用了这个招人恶感的词）政策，我们打垮了达卡（Dacca）和另外的地方的当地制造业，在他们的国家充满了我们的货物。”同时，英国的国家权力对晚清中国、西非洲等地区都展开了更强有力的直接介入，以发起战争的形式签订不平等的通商条约，占领并扩大棉织品出口市场。在弥补国内市场消费不足的环节中，英国以政治权力为手段，以国家机器作为统合外部市场、并入广阔新兴地带的关键性力量，最终在棉纺织领域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影响。用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中的术语，可将此表达为“战争资本主义”。
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存在的禀赋矛盾，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下，凭借国家权力所支撑的超常扩张力，以政治统治和武力殖民等方式统合起与之相关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其间包含棉花种植地、制造生产国和棉织品消费市场，以此变成全球新兴的棉纺织业中心。从全球视野看，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它与世界别的地方的进出口贸易网络之上，其新兴的棉纺织工业“在整体上明显地与世界市场的结构相关联，原材料完全是进口的，而产品绝大多数销售到海外，棉纺织业正好是关键性的，它们重组了这样一个世界经济”。这一阶段，英国以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拓展了棉织品市场，又“通过世界贸易和海运打通的关系保障了基本原料的供应……若非如此形式的贸易，技术革新不可能会产生如此广泛的经济影响”。英国棉纺织工业在克服固有禀赋矛盾的过程中，统合起世界各个相关地区，对全球体系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19世纪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将诸多缓慢和零散的孤立地区联结在一起，构筑起了以棉纺织工业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大网络。初创的全球体系既存在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发达地区，也存在于印度、埃及等原料供应和棉织品销售区，同时纳入了边缘的棉纺织贸易伙伴，对于全球化进程及其体系具备极其重大影响。棉纺织工业的发展首先影响了西印度群岛、印度、埃及等诸供棉地区与销售市场的历史变革。英国利益群体以国家权力为支撑，将棉花种植者、棉织品销售地区捆绑在全球体系一端，附属于世界棉纺织产业链条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有学者论证说：“英国棉纺织业开始影响整个全球，其最初只是广阔世界的一部分，即对殖民贸易开始的世界经济整合。”作为一个不种植棉花的国度，英国在整个棉纺织业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靠地中海沿岸和西印度群岛、英属印度以及美国南部的棉花王国提供原料供给，这种殖民地的原棉贸易不仅改变了英国的工业生产面貌，而且以“同样强大的力量也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原料供应地区的人民生活”。在美国南部种植园，英国棉纺织业的崛起直接影响了奴隶制的复活与蔓延，两者并肩成长，因为“若是没有轧棉机的发明，奴隶制就会解散”。美国内战的爆发更是增加了英国与印度等国的原棉贸易，改变了埃及的种植结构，使棉花作物得以疯狂种植，逐渐发展为变态的单一式经济体系。
1800年以前，埃及绝大多数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传统国家，粮食是国家主要的种植作物。阿里上台后，为适应并学习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最重要的是“19世纪20年代的一项计划，减少为满足国内生活需要的粮食生产，扩大可供出口的作物生产，即棉花这种长期的基本的产品”。到阿巴斯统治时期，埃及的棉花产量从1850年的36.5万堪他尔增至1855年的52,1万堪他尔，出口额则从1850年的230.2万英镑增至1855年的459.1万英镑。是，截止到美国内战前，埃及还远不是英国棉花生产种植的主要基地。1860年，英国棉花供应突然中断，棉价开始迅速上涨。战争以前，每堪他尔棉花是12里亚尔，到1863年，则增加到23里亚尔，几乎增长了一倍。如此巨大的利润使埃及不可避免地再次扩大棉花种植，开始发展与欧洲的棉花贸易。伊斯梅尔即位后，棉花价格每堪他尔由1863年的23里亚尔上升到1865年的45里亚尔，两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在此情况下，他不顾一切，扩大棉田，试图把埃及建成世界主要产棉国和欧洲的棉花供应基地。由此，埃及经济开始走上单一化发展道路。棉花种植由之遍及上、下埃及，出口量由1863年的1，181，888堪他尔增至1865年的2，001，169堪他尔，两年间产量也接近翻了一番。在某一些程度上，英国的棉纺织资本家和工商业界对埃及棉花及其副产品的消费需求，促使英国最后占领了埃及。他们强化了此前埃及的大庄园棉花种植方式，使之成为英国名副其实的原料供应地，为埃及未来经济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别的地方的政治、经济以及国家的种植结构。它将印度、埃及等国家和地区变成最低端的原料产地和棉织品倾销地，压制其民族工业发展。作为日益成形的全球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严重依赖并受制于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状况，单一的棉花种植庄园在遭遇周期性经济危机时，就极大地威胁着棉花种植者的生命。如19世纪70年代，国际棉价暴跌，仅印度就有600万至1000万人饿死。与此同时，供棉地区和海外销售市场又支撑起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崛起。至19世纪末，遍布全球的大量棉田被英国所控制，它们为利物浦港送去源源不断的棉花，克服了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中资源限制这一禀赋矛盾，加强起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对海外殖民地的实际垄断则获得了广大的销售市场，解决了有限的国内需求，推进了国际贸易网络的日趋紧密，造就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对全球经济的长期主导。
与对外围地区影响不同，英国棉纺织业对本国工业化、对欧美工业化模式则产生了显著效果。它推动了整个英国产业体系的进步，使棉纺织工业繁荣成为其他几个国家强大工业的起点与符号，进而共同建立起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金字塔端，主导起全球体系的演进。英国棉纺织工业以巨大的一马当先的优势拉动了工业化的整体发展，为后来的工业经济提供了持续增长与变革的模式。它的技术革新刺激并带动了相关行业发展，当动力织布机在棉纺织工业出现后，不久就适用于羊毛、麻纺和丝绸的生产。1820年时，毛织物生产只有1.1万包，1840年就达到380万包，1860年毛织物生产增加至2750万包。麻纺织生产同样得到长足发展，1760年，英国生产各类麻织品共2.5万吨，至1860年，麻织品则达到18万吨，增加了7.2倍。不仅如此，棉纺织工业的利润更为英国工业化支付了第一批账单，英国建立的连接利物浦与曼彻斯特之间最早的铁路线主要来自于兰开夏郡棉纺织业主的投资。同时，化工、机械等行业也都大大得益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引领各类行业进入工业化的通道，支配起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行。因此，在某一种意义上，棉纺织工业的节奏决定着英国总体工业化的节奏，促进了其整体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快速转型的进程。
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辉煌成就对欧美其他几个国家造成种种压力，迫使它们进行模仿与超越。大约1800年之后，棉纺织新技术扩散到英国之外的国家。在法国，大革命和战争虽延缓了法国的经济发展，但新型棉纺织工厂仍在卢瓦尔河以北广泛建立。1809年，仅上莱茵省的纺锭数量就有24，000个，到1812年，整整翻了一倍，至1828年，达到466，000个，1849年，则上升到了786，000个。比利时在19世纪初开始建立棉纺织工厂，随后以廉价的煤炭资源快速使蒸汽动力取代昂贵的水动力，从而快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同一时期，瑞士建立棉纺织工业。1805年，汉斯·卡斯佩尔·埃舍尔在苏黎世参照英国模式创办了埃舍尔-维斯棉纺织厂，后将主体业务发展为对纺织机械的制造，以供应当时国内乃至欧洲大陆棉纺织厂的扩建。“美国的工业革命和工厂制度的发展也开始于棉纺织工业。”英国棉纺织工人萨缪尔·斯莱特在1790年与合伙人创办了美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棉纱厂，洛威尔则在1814年建立了纺、织同厂的沃尔瑟姆棉纺织工厂。英国棉纺织工业的优点使其成为真正楷模，“在那些本土没有棉花及羊毛等原料的地方，纺织工业也成为工业发展的先行行业”。
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无论是对棉花种植和棉织品销售地区，还是对本国整体工业化以及欧美等后起发达国家而言，都促进了彼此之间的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构筑起全球完整的棉纺织产业链。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60年代，这一全球体系在英国绝对主导下逐渐形成。可以说，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与全球体系的演进彼此关联，相互影响。棉纺织工业依赖于英国初步建立的全球经济体系，发展进出口贸易解决其禀赋矛盾；同时英国棉纺织利益相关者又以政治统治和武力殖民的方式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不断深化，他们通过全球市场“使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发展整体，而且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商业化生活方式因强力向外扩张而普遍化，把世界最边远、孤立的民族都卷入‘发展漩涡’”。从人类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1780年以前，世界经济主要体现为多元、分散的孤立体系，亚洲是传统棉纺织手工业的中心。但工业革命后，这种中心地位开始从亚洲易位至欧洲，英国不仅迅速从棉织品进口国转变为倾销国，而且以广泛的影响将更多国家和地区整合进统一的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组成并构筑了‘全球体系’”。
作为一种显性的全球性工业，英国棉纺织工业在19世纪首次搅动起封闭的、零散的世界经济，将原本相对孤立的地区联结、整合起来，纳入新的国际分工的世界经济体中，由此引起世界整体结构的转换。美国南部奴隶种植园采摘的棉花，被运往英国利物浦港口，在兰开夏郡的工厂被生产成棉纱，出口到印度制成棉织品，再销往中国市场，这种贸易运输网络，是全球诸多棉织品贸易路线的一支，他们分工合作，构成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复杂的棉花帝国和世界经济整体性的系统框架。从非主导性国家的视角来看，印度、埃及等国逐渐被捆绑在世界棉纺织产业链条上，成为其低端原料产地与棉织品的倾销地，由此发展成单一、畸形的棉花种植园经济，使传统民族工业长期受到压制，棉花种植者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比如，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南部的广大棉农依然生活穷困，没有原棉贸易价格中的话语权与商议权，其受制于英国、欧洲大陆甚至本国北方的棉纺织工业生产者。以英国为主导而建立的全球棉纺织工业体系，在彼此竞争与合作下促进了西方各国棉纺织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处在全球体系顶端。因此，至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工业初创的全球体系客观上整合起世界经济，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了一幅由中心和外围、工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地区和工业发展停滞地区组成的新的世界版图”。
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得益于内驱动力与外部统合的双向拉动，高效的生产和销售体系克服了其固有的禀赋矛盾，保证了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持续性。棉纺织工业是世界历史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重要媒介，它通过进出口的市场贸易赋予资本与技术、劳力与组织等以现代性，使其从传统的手工行业成长为一个庞大的国际化产业，从偏居于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新兴棉纺织产业转变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成为通往并支配现代化的核心产业之一。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崛起路径是一种凭借国家权力的内源性发展模式，在推进贸易活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它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实现经济权力，依靠殖民统治与武力征服方式，发展起工业化—现代化的扩张桥头堡，把世界最边缘、孤立的民族都卷入“发展旋涡”之中，引起世界经济整体结构的转换，初步建立起以棉纺织工业为核心的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体系。
从更为宏观的历史来看，只有将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置于世界经济的背景和关联性中去解释，才能厘清其崛起路径以及对全球体系演进的影响。在整个19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棉纺织工业及由它所编织的贸易网络结构：法国最主要的贸易商品属棉纺织类；1860年，原棉贸易占美国所有出口货物的60%；印度、埃及、巴西等同样依赖以棉花为主的种植园经济。其中，英国棉纺织工业占据了世界舞台的核心地位，将诸多缓慢而又零散的孤立地区横向联系起来，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联系。同时，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形态向世界别的地方输送、传播，推进了全球体系的演进。以英国棉纺织工业为主导的全球体系，是现代世界进程的重要转折点，它反映着世界各国的竞争与融合，并且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世界经济。
本文作者杨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马瑞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