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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入百亿的厕所革命是不是农村的“面子工程”?

时间: 2024-03-10 08:45:23 |   作者: 回转窑

  全国各地的打工族,从放假前半个月,就每天盯着一直更新的返乡政策,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退票、原地过年。

  2月7日,卫健委通过官方微博,对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如何界定“农村地区”、低风险地区回城要不要核算检验测试、原地过年能否聚会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法定假日前夕,这一则消息公布,给还在犹豫是否回家的“漂客”,吃了一颗定心丸。

  今天是大年初五,对那些顺利回家的人来说,经过除夕的热闹、初一的拜年、初二的回门……

  尤其对于家住农村的同学,变化会更大。原来的“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的旱厕,已经变成了高级的抽水马桶。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2020年是为期三年的农村“厕所革命”收官之年。这是写进政府报告的重点工作。

  年前,沈阳地区就因改厕工作中“上面强推、下面蛮干”,耗费国家财力物力建成大量使用价值不高的“尬厕”而受到新华社的点名批评。

  有的村民把厕所当成了杂物间,里面堆满了管子、网笼等杂物,连便池坑都找不到了。

  最尴尬的是,竟然有村民家的厕所被改建在了厨房,并正对着灶台,这难道是要在厨房解决“生理闭环”么?

  有条件的村民装了室内厕所,没有条件的村民只能在户外采取其它方式,比如用“马桶”。

  而沈阳地区,为了普及卫生厕所而普及卫生厕所,户外管道结不结冰,就没太顾上。

  因此,有网友调侃,以前,在东北出门上厕所要带个棍子(打断)。现在,厕所革命了,得拎个热水壶(化冻冲下去)。

  当地村民反映,10来年没人居住的废弃院子,竟然在“按户安装”政策的指导下,被建了厕所。

  村干部说,为了落实政策“天天爬在厕所上”。村民却反问,“你一个村干部,天天跟我的厕所过不去干什么?”

  沈阳的故事,起源于2016年我国提出的农村“厕所革命”,让老百姓都用得上卫生厕所。

  2016到2018年,沈阳市为农村厕所改建每户补贴2800元,不论室内和室外,一视同仁。

  于是,为了快速完成目标,施工方便、造价较低的室外厕所成了基层改建的首选,至于冬季寒冷、管道冰冻堵塞等实际问题,以后再说……

  直到2019年之后,沈阳市才把农村室内和室外改建厕所的补贴标准分开了,金额也都有了提升,每座室内厕所补贴提高到了4500元、室外厕所补贴提高至3500元。

  不过,根据新华社记者现场考察却发现,不少村民反映,村里通知的室内厕改补贴仅为1500元,且这钱也有人没领到。

  从2016年到2020年,这五年间,沈阳市为推进厕所革命,投入了上亿元财政资金。

  从上述“尬厕”、“冻厕”、“无人厕”的出现来看,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亿元改厕资金背后是不是真的存在“赵德汉”?

  虽然地方政府执行手段很粗糙,毕竟是要改善卫生条件,最不济家里也多补贴出一个马桶。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推进过程中,却没有正真获得百姓的认可?

  因为,老百姓考虑的最核心的问题是,旧厕所翻新成新厕所、马桶,是拿来用,还是拿来欣赏……

  被革命之后的厕所,的确更好看了。但是,老百姓不可能为美观而憋着不解决生理问题。

  要知道,除了冬天的“冻厕”、闲置的“无人厕”,即使其他季节,很多新改的厕所,老百姓也不愿意使用。

  抽水马桶,不只是在马桶上面安个水箱这么简单,最起码还需要上水系统和排污系统。

  和城市不同,广大农村不仅欠缺污水处理系统、下水道,部分偏远地区甚至还未统一安装自来水系统。

  原来的旱厕,虽然味道大,方便完之后,要处理,拎着桶倒进粪堆就行。厕所革命之后,麻烦就大了。

  方便之后,粪便流进统一修建的化粪池,自己清理起来很不方便。定期请专业的人清理,又太费钱。

  我们可以算个小账,以一个农村普遍三代同堂的5口之家为例,假设每人每天上5次厕所,冲一次厕所用水量按3升,每天就是75升。

  农村不一样的地区清理化粪池的价格不一,少的一次50元的,多的要400。沈阳农村抽一次粪污收费大约100—200元。

  按抽一次100元算,5口之家一年粪污处理费用至少2400多元。有的贫穷的地方60岁以上老人每月的养老金也才80-100块钱,还不够上厕所的。

  不仅如此,改成抽水马桶之后,后期维修的成本也增加了。老百姓上厕所的成本更高了。

  厕所革命,本来就是针对卫生条件差、收入低的老百姓,这些成本对于城市居民不算高,对于广大农村群众,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还不算完。由于底层执行官员,把厕所革命当成“书记工程”,在落实过程中都会存在“自我加压、指标化考核、顶格化落实”。为了加快落地,又将工程承包给了市场主体。

  原本,改厕的标准是统一和确定的,化粪池的规划、施工要求、尺寸由乡镇工作人员把关。

  由于成本压缩,地方政府统一采购的化粪池装置,采用的塑料制品PE桶,质量较差、常规使用的寿命不长(不少一两年就坏了)。

  要知道,1克粪便,能容纳100万—4亿个细菌。每一泡粪便,都堪称一颗微型的细菌炸弹。

  如今全球还有至少20亿人无法用上安全卫生的厕所。其中,6.73亿人仍在露天方便,这些人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

  这些人中,拥有13.5亿人口的印度,贡献很大比例,因为在印度人的观念中,厕所是不洁净的象征,不能放在家里。

  据世界银行估算,全球由于厕所条件恶劣导致的儿童疾病感染数量,每年高达150万人,其中至少有50万人死亡。每年全球因为厕所问题的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

  这是因为我国历史上长期以来,都是以农耕立国,习惯于把排泄物当农家肥使用。

  由于露天的老式旱厕严重污染了旁边的环境和水资源,导致当时中国的农村痢疾、血吸虫病等各种传染病频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慢慢的开始意识到露天厕所的危害,50年代,政府就启动了消灭农村“痢疾、寄生虫”的专项活动,重点改善农村卫生状况。

  尤其是在1952年,毛主席题写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之后,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

  这时期,农村环境卫生工作的核心词汇“两管五改”,其中的一管,就是粪便管理,一改,就是改良厕所。

  国家不仅出台相关文件,要求所有城镇、农村的学校都要普及卫生厕所。甚至对目标进行量化——农村卫生厕所在21世纪初达到44%的普及率。

  最重要的是,国家将农村厕改纳入整体经济发展规划中。对此,国家也不吝投资。

  仅仅2004年至2013年,10年期间,中央政府就累计投入82.7亿元以改造农村厕所,解决了2103万户老百姓的如厕卫生问题。

  这些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依照国家卫健委统计,我国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率从 1993 年的7.5%提升至2016年的80.3%。

  此前,据新华社报道,农村地区80%的传染病是由厕所粪便污染和饮水不卫生引起的。包括,最常见痢疾、霍乱、肝炎、感染性腹泻等30多种疾病。

  在进行农村改厕项目的地区,其痢疾、伤寒和甲肝发病人数分别下降了 35.2%、25.1%、37.3%。

  2019年仅中央财政又拨款70亿元,用于农村厕所革命;2020年又投入近100亿元……

  除了中央财政的支持,地方财政也投入了巨量资金,可见我国对广大农村厕所改造的决心。

  当然,这些钱不只是投给沈阳这样的地方做卫生厕所的普及。这场厕所革命是,全国厕所的升级改造。

  厕所已经被打造成了当地的IP符号,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同发展的象征。

  临汾还因此获得了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全球十佳”奖项,以及迪拜最佳范例奖。

  对于每个临汾人来说,获得国际大奖有可能只是顺带的,厕所文化的真正作用是从根本上改善了他们的卫生状况,以及对家乡的精神认同。

  当然,广大农村的厕所改造,不可能像临汾一样,个个都盖成“宫殿”,搞厕所文化,最大的需求还是干净、卫生和环保。

  除了极少数像沈阳部分农村那样的“尬厕”之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厕所改造切实提高了广大老百姓的如厕卫生水平,得到了普遍认可。

  比如,在河南安阳汤阴县。2018 年 4 月,汤阴县被确定为安阳市“厕所革命”试点县,采取“因地制宜”的厕改方案。

  1.针对在县城周边的村庄,直接铺设自来水和污水管网,与县城污水管网连接起来。这种方案改建的厕所跟城市基本没区别。2.在集镇和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村铺设新的污水管网,并就地建设污水处理站,这样的形式也完全解决了农村厕所改建上下水及粪污问题。3.那些不具备污水集中收集和处理条件的村庄,推广使用三格式化粪池改造模式,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建设化粪池,用车统一抽取粪污的方式。

  在较偏僻的村庄,保证每个村都有卫生公厕,而在繁华的乡镇,则是每隔一里路都有卫生公厕。

  如今,汤阴县已经为全县11万户村民新建了卫生厕所,这些卫生厕所的建成,只是汤阴县厕所革命的开始,后期的维护才是汤阴县最重视的。

  根据每户污水排放量,分别进行后续费用补贴,粪污处理和污水处理也采取了阶梯式的收费方式。

  最重要的是,汤阴县还特别注重后期教育引导,让老百姓正确使用改造后的厕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还有山东泰安新泰市,自2016年启动农村改厕以来,新泰市不断“回头看”,

  所谓“回头看”,就是下基层去,重视卫生厕所的后期维护,解决老百姓使用卫生厕所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比如,老百姓最关心的设备维修问题,粪污处理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费用问题等。

  为此,新泰市洋流镇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财政拨款购置小型抽粪车、厕具配件,并委托专业公司为老百姓清运粪液及维修厕具。

  费用方面,洋流镇和新泰市相关公司签订合同,以每台抽粪车每天320元的成本,将全镇卫生厕所的粪便清运任务承包给他们。

  这种方式,让全镇所有新建卫生厕所每年的清运和维修费用下降到了120万元左右。

  真正让村民用得上、用得起卫生厕所,打消了厕改户的后顾之忧。同时,还带动了运维工作人员的就业。

  青海,厕所的改建被称为“一号工程”,尤其景区评级,实行厕所水平“一票否决”制度。

  江西,“厕所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组员是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省旅发委副主任等10余位厅局级领导。

  陕西西安,实行四级厕所“所长制”,3000多名所长挂牌上岗。名字写在第一列的长安区委书记,每天都过来检查一遍。

  在福建,福安市为了小小的厕所,市里面一周一督查,一周一通报,一周一约谈,改厕的好坏直接跟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挂钩……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水源、清洁与卫生项目主任布莱恩·阿伯加斯特还表示:“‘厕所革命’倡议发布以后,我们正真看到中国政府、企业、社会开展了全面动员,厕所建设、管理、服务和文明得到了普遍改善。”

  马拉维、肯尼亚、加纳等11个非洲国家曾派遣学员,参观中国农村厕所。走访之后,他们对中国厕所改良经验表示赞叹,并认为,这些发展模式可以复制到非洲国家。

  正如新华社所评:“建小厕所需要花大心思。落实推进‘厕所革命’,决不能欺上瞒下,更不能‘忽悠’老百姓。只有搬开‘绊脚石’,才能让惠民工程真正惠民。”

  我甚至觉得,以后再对我们的城市和农村进行排名的时候,应该把“厕所指数”纳入考核标准。

  “厕所指数”应该包括“人均坑位数”、“环境整洁度”、“如厕舒适度”、“清理及时度”等数据。

  一个城市、国家的文明不仅仅体现在看得见的高楼大厦、花园绿地上,更体现在“看不见”的厕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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